“扩大内需”这四个字，这几年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2025年，我国居民消费率是40%。全球平均水平55%到60%，美国68%，欧盟52%，日本55%。我国比发达国家低了10到30个百分点。
数字很清楚，差距也很大。但问题不是“要不要让老百姓花钱”——没人会反对这个。问题是，老百姓为什么不花钱？
答案不在消费端，而在消费之前。
先问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手里有10万块钱，你最担心什么？
大部分家庭的答案大概是：孩子上学、老人生病、自己养老、房贷断供。
这四个焦虑，对应的是四座大山：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。
改发院2026年发布的研究报告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精确的表述：“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、育儿等支出具有较强的刚性、长期性和不确定性，会持续影响家庭对未来财务安全的判断。”
这些支出有一个共同特征：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，但你确定它一定会来。而一旦来了，金额可能远超你的承受能力。
这种“确定性焦虑”直接转化为预防性储蓄。不是国人天生爱存钱，而是因为你不敢不存。
2025年，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消费率为68%，较2018到2019年同期分别低了2到3个百分点。城镇居民更低，只有61.7%。也就是说，老百姓每赚100块钱，只敢花不到62块。剩下的，存起来，用来防备那些确定会来、但不确定要花多少钱的事。
北大教授苏剑的判断更直接：“居民对就业、收入、养老、医疗等还存在担忧，预防性储蓄上升，消费更趋谨慎。”
所以，想让老百姓敢花钱，第一步不是发消费券，不是搞以旧换新。第一步是——把这四座大山搬掉，或者至少减轻它们的重量。
四座大山里，最重的那一座，是住房。
住房之所以排第一位，不是因为它最重要，而是因为它同时影响最多的人、最深的层面。
住房是居民家庭资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。当住房资产增值预期减弱，居民会重新评估家庭财富状况和未来偿付能力，从而趋于谨慎消费。而住房贷款等长期债务具有刚性偿付特征，会持续挤占家庭现金流，对其他消费形成明显挤出。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房子在跌，你觉得自己在变穷；但房贷一分不少，你每个月还得还。手里的钱，一边在缩水，一边在流出。你哪还敢花？
2025年前三季度，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居住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4.3%。这只是一个平均数。对于那些背负房贷的中青年家庭来说，房贷占收入的比重可能高达30%到50%。
中银国际的测算更直白：在房地产没有企稳之前，房租CPI持续低迷，核心CPI很难达到2%。也就是说，房价不止跌，消费就很难真正起来。
但问题比“房价止跌”更深一层。
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，2006年以来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总体持续上升。杠杆率越高，家庭对收入波动、利率变化和资产价格调整越敏感，越倾向于增加储蓄、减少消费或提前还贷。
换言之，过去十几年房价上涨的过程中，大量家庭通过加杠杆买房，看似拥有了资产，实际上也把未来二三十年的现金流锁死了。当房价开始下跌，资产缩水的痛苦和债务刚性的压力叠加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“负财富效应”——你不仅觉得自己变穷了，还切实地变得更紧了。
所以，最先该动的，是住房这一块。具体来说：
一是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，防止房价继续无序下跌对中产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冲击；二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，合理降低存量房贷成本，优化还款安排，减轻中青年家庭长期偿债压力；三是加快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模式，让更多人不必通过买房来解决居住问题。
只有当居住不再是压在家庭头上最大的那块石头时，被锁住的消费能力才有可能释放出来。
如果说住房是“当下最大的支出压力”，那医疗和养老就是“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”。
你可能暂时不用还房贷了，但你一定怕生病。你可能暂时不缺钱花，但你一定担心老了以后怎么办。
具体来看：
医疗方面，虽然基本医保覆盖率已经很高，但报销比例有限，尤其是大病、重病，个人自付部分仍然可能很高。一场大病足以摧毁一个中产家庭的全部积蓄。这种“尾部风险”的存在，让每个家庭都被迫为小概率事件储备大量资金。
养老方面，城乡居民养老金人均月领取额偏低。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指出，大量灵活就业人员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（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快递员等超过3亿人）尚未被充分纳入社会保障体系。
当3亿多灵活就业者没有稳定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时，他们怎么可能放开手脚消费？
所以，第二步该动的，是真正把社会保障的网织密、织牢。
“十五五”规划已经明确了一些方向：健全基本养老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，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，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，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，推行长期护理保险，提高灵活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。
方向是对的。关键在执行速度和力度。
社会保障的每一分完善，都等于替老百姓卸掉了一分后顾之忧。而后顾之忧每减轻一分，预防性储蓄就会减少一分，消费意愿就会增加一分。
这比发一万张消费券都管用。
搬掉了四座大山之后，还有一个根本性问题：钱够不够花？
2025年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，月均3615元。城镇居民高一些，农村低很多。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21年的2.5下降到2025年的2.31，差距在缩小，但绝对差距仍然很大。
更关键的是结构问题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显不足。虽然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2007年的49.1%缓慢回升到2023年的53.6%，但二十多年只提高了不到5个百分点，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偏低。
钱更多地流向了地方和企业部门、流向了资产端和资本端。劳动者的钱包，并没有跟上GDP增长的速度。
而消费的主力恰恰是普通劳动者。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——赚得多花得少，钱沉淀在资产端。真正能拉动消费的，是中低收入群体，他们有消费意愿，但缺消费能力。
所以第三步该动的，是收入分配。
说白了，过去很多年的增长模式，是先把GDP做大，再看能分给老百姓多少。现在是时候反过来想了——先让老百姓的口袋里有钱，消费才有根基，内需才有支撑。
“十五五”规划提出的方向是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，强化税收、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功能。
目标很清楚。难的是能不能真正做到。
回到开头的《扩大消费“十五五”规划》。这是第一份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，分量不轻。
但很多经济学家在评价这份规划时，都提到了同一个观点：扩大消费不能靠短期刺激，要靠长效机制。
兴业证券赵伟的判断很明确：“核心抓手是稳就业，关键环节在于通过就业市场基本面修复，系统性破解收入预期偏弱、居民扩表意愿不足、保障效能有限三大消费掣肘，从根源释放消费潜力，而非依赖短期商品补贴政策。”
消费券、以旧换新、购物补贴，这些政策当然有用，但它们是“止痛药”，不是“手术刀”。止痛药能让你暂时不那么疼，但治不了根。
根在哪里？根在于人们不敢花钱。
不敢花钱的原因不是缺那一两百块的补贴，而是缺一套让人安心的制度安排——看得起病、养得起老、住得起房、上得起学。
当这四件事有了确定性，人们自然会把存起来的钱拿出来花。当这四件事没有确定性，你发再多的消费券，人们也会把券用了、把钱继续存起来。
其实整件事的逻辑非常简单。
消费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一个人敢不敢花钱，取决于他对未来的预期。如果他觉得未来稳定、有保障、有底气，他就会花钱。如果他觉得未来充满不确定性，每一分钱都可能用来救命，他就会拼命存钱。
当前居民消费率40%，不是因为国人天生节俭，而是因为国人被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这四座大山压得太久了。
想让老百姓敢花钱，不是“消费升级”就能解决的。它需要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变革：让房价回归理性，让房贷不再成为枷锁；让看病不再让人倾家荡产，让养老不再让全家焦虑；让劳动者的收入真正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，让3亿灵活就业者有基本的社会保障。
这些事做到哪一步，消费就会释放到哪一步。
所以，最先该动的，不是一个政策工具，不是一个补贴项目，而是那个让老百姓夜夜难眠的根本问题——
对未来的恐惧。
把恐惧拿走，钱自然就花出去了。
en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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